视力障碍、刻板行为、语言表达迟缓、肢体行为不受控制……据统计，截至2022年底，我国这样的特殊学生有91.85万人。
特殊教育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推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这些年来，国家大力推进特殊教育发展，努力保障残疾儿童少年受教育权利。随着党和国家对特殊教育的愈加重视，仅为这些孩子提供常规教育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如何找到更为科学、效果更好，对特殊孩子缺陷补偿、潜能开发及各种能力的培养更有利的教育教学模式，已成为特教人面对的一道必答题。
随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一个横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新名词出现了——“医教结合”。
2008年3月，现任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在上海担任副市长。身为儿科专家，沈晓明在“教育生物学——生命科学研究与教育学实践相结合研讨会”上正式提出“医教结合”的概念。医教结合，即在特殊孩子的教育过程中，将医疗康复手段与特殊教育的方法进行有机结合，在教育中渗透康复训练，在康复训练中融合教育。
2009年11月，一则《关于在特殊教育学校建立“医教结合”实验基地的通知》发出。2011年，全国18所特殊教育学校入围首批“医教结合”实验基地名单，“医教结合”探索由此拉开帷幕。
2010年，“医教结合”被写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2014年和2016年，教育部、发展改革委等七部委先后联合下发《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明确提出开展“医教结合”实验，探索教育与康复相结合的特殊教育模式，提升残疾儿童的康复水平和知识接受能力。
此后，湖南长沙、株洲、湘潭等地相继启动“医教结合”探索。那么，“医教结合”对于特殊教育究竟有何重大意义？湖南在这一方面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未来，“医教结合”还能向何处探路呢？
与普通教育相比，特殊教育必须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就读于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是学生，还是患儿？”“医教结合”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应答。
“对于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而言，他们往往身患一种或多种疾病。不同疾病对他们学习能力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同一疾病不同部位的病变对学习能力的影响也不一样。”沈晓明曾指出。特殊教育工作者只有在医生的帮助下了解这些疾病及其对学习能力的影响，才能使教学更具有针对性，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医教结合”旨在利用医疗技术改善学生的功能状况，通过教育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社会适应能力，让“医”与“教”携手，共同呵护特殊孩子的成长。
那么，“医教”究竟是如何形成合力，共同介入特殊孩子的成长过程的呢？在采访中，我们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小俊（化名）患有双耳先天性、极重度听力损失。经医院诊断，小俊的唇部和下颌运动功能尚可，有说话的欲望，但只能发出3个音节以内的词语。就读当地特殊教育学校后，学校一方面教小俊手语，一方面借助医学康复诊断结果，启动康复训练，强化小俊的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并为他量身定制了统合、律动、体育三门课程，通过优化身体运动的协调性和节奏感，促进他身体的正常发育，补偿因听力损失造成的感觉统合缺陷。
“在提出‘医教结合’理念之前，特殊教育学校也有相关康复课程。”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以下简称“长沙特校”）教务处主任邓兰表示，由于没有医学上的诊断，特殊教育学校实施的康复训练有可能出现方向性错误。“比如都是言语障碍，成因却有很多。如果只看到口齿不清的表象，而不知道障碍的成因，即使做了康复训练，也可能是无用功。”她补充道。
打破单一的重复教学，以医学诊断与评估为前提，根据学生残障的原因和程度，有针对性地进行康复训练，是实施“医教结合”的基本出发点。但作为实际操作者，邓兰认为，“医教结合”不仅适用于身体残障的儿童，对有心理障碍的孩子而言，也有帮助。
长沙特校曾接待了一对父母，夫妻双方均认为自己的孩子有智力障碍。但医生发现，孩子的智力并没有问题，其反常行为是不正确的家庭教养造成的。于是，特校教师结合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对孩子父母进行了指导。一段时间后，孩子有了明显的好转，如今，已经进入普通学校就读。
“事实上，如果介入得早，很多听障儿童甚至是智障儿童是可以进入普通学校就读的。”长沙特校校长王磊告诉记者，实施“医教结合”后最明显的改变是入普率的提升。以听障儿童为例，学校这类孩子的入普率从10%提升到了70%。
实施“医教结合”，不仅为特校带来了直观的改变，还为特殊儿童家庭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
欣欣（化名）是一名脑瘫患儿。因为早产时大脑缺氧，欣欣在语言表达和智力发育方面有明显的障碍。更艰难的是，欣欣父母均为残疾人，欣欣一直由奶奶照顾。
以前，奶奶每周都要载着欣欣去离家10余公里的医院进行康复训练。但从2021年开始，欣欣就读的株洲市特殊教育学校与株洲神农中医康复医院开启了合作，医院派出了一支由医生、护士、康复治疗师组成的专业队伍进驻学校。欣欣奶奶说，由于训练强度从原先的一周两次变为了每天一次，欣欣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而且，她自己也不用再在医院和学校之间奔波了，身心明显轻松了许多，还节省了不少费用。
“育有特殊孩子的家庭，常常需要医院和学校两头跑。选择学校，无法兼顾训练；选择医院，又会耽误学习。而‘医教结合’满足了家长们‘康复+教育’的双重需求。”株洲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郭勇表示。
“医教结合”理念的提出，为特殊教育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作为教育部首批“医教结合”实验基地，长沙特校在课程、师资等方面做出了不少探索。但王磊始终觉得，学校在“医教结合”方面的探索，还未走上高质量的发展道路。“尽管这一理念已提出了10多年，还写入了相关文件中，但是全国的推进速度和质量，其实并不高。”王磊坦言，在具体的协同落实中，还存在不少瓶颈。
这第一关，便是医院和学校之间的合作壁垒。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跟医院的合作就是邀请医生驻校问诊，以及教师随医跟岗，偶尔还会开展一些医学普及活动。”王磊说。但是，这一合作模式没有制度保障，缺乏持续性。“都是学校跟医院自发的沟通和协作，假如双方换了负责人，或双方对同一问题的认识不同，那可能合作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同时，“医教结合”带来的经费问题，也难以解决。医生的坐诊、学生的诊疗、场地与设备的使用等，能否收费？费用由谁出？出多少？这一系列疑问，使“医教结合”陷入窘境。
沈晓明在调研长沙特校时指出，高质量的“医教结合”是医院把康复中心点设在特殊教育学校里面，由医院派专业的康复医生或儿科医生入驻学校，让老师和医生在“同一张桌子上对话”，真正做到基于医学诊断评估结果与教育教学发展评估结果来为孩子制订个性化、科学化的教育康复方案。
但“医教结合”涉及医疗、教育等多个系统的合作，这些系统之间相互分离、彼此独立，单凭学校一己之力，难以实现真正的融合。因此，在许多特教人看来，“医教结合”能否走得更远，关键在于是否有配套的政策予以支持。只有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制订具体工作方案，才能让“医教结合”有路可循、有章可依。
而除了医教双方在合作机制上面临困难以外，特校内部康复医学人才的不足，也是制约“医教结合”发展的痛点。
“医教结合”不是“医”与“教”的拼盘组合，也不是医生加教师的简单搭配。“不少特殊孩子还伴随着癫痫、睡眠障碍等共患病，如果只是单纯地为他们提供教育，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邓兰解释道。
有些特殊孩子身体上的障碍是需要终身干预的。因此，一些特殊孩子还需要在学校进行日常的康复训练。这就要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不仅掌握教育知识，还得有康复医学专业背景。
在长沙特校，康复教师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特殊教育专业毕业，入校以后再接受系统的康复专业培训；二是康复相关专业毕业，比如教育康复学专业、运动康复与健康专业等；三是医学专业毕业，具有康复方面的教师资质。
依靠培训来培养学校的康复教师，是大部分特殊教育学校的常态。然而，在面对“疑难杂症”时，这类教师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如果遇到那种重度障碍的小朋友，我们可能就无法对其进行康复训练了。”邓兰有些无奈。她说，具备专业医学知识的教师太少了。这样的孩子大多只能到医院或康复机构接受干预，而医院或康复机构不仅费用高昂，还与学校教育脱轨。“我们能做的实在太有限了。”邓兰说。
正因如此，特殊教育也需要具有医学专业背景的人才。然而，这类人才十分欠缺。
2016年进入长沙特校的刘飞，毕业于湖南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专业，入校之前她就在一所三甲医院的康复科工作。
“在医院的康复科，成人康复和儿童康复的模式几乎是一样的。医生下达指令，患者配合完成就可以了。”刘飞说。她认为，这样的康复模式，对儿童来说过于机械且被动，与她所理解的康复理念背道而驰。“儿童康复，不仅仅是运动控制、姿势控制的医学问题，还应该是一个教育问题。”由于对儿童康复理念的坚持，最后她选择离开医院，进入特殊教育学校。
刚来长沙特校时，刘飞经历了一段“折腾”的时光。学习教育理论知识，备考教师资格证，听其他教师上课，去各地参加康复专业培训……为了完成从医生到教师的转变，刘飞付出了很多。
“这类教师真的很难得，目前学校也就七八名。”邓兰告诉记者。现在专业的医学人才供不应求，特殊教育学校很难“抢”到。
同时，医学人才不属于教师序列，大多都没有教师资格证，但要进入学校工作，就必须考取教师资格证，这在无形之中又提高了医学人才进入特殊教育领域的门槛。
“现在全国还没有哪一个地方，将医学康复人才进入教育系统的路子理顺了。”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副理事长、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原院长许家成语重心长地说。若是能在人才引入方面清除阻碍、畅通机制的话，“医教结合”的步子或能迈得更大。
那么，“医教结合”的终极目标指向哪里？湖南又将如何描绘这幅特殊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蓝图呢？
“首先，要形成部门联动的长效机制；其次，要加快构建‘医教协同’人才体系。”湖南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喻志松在“多元融合 普惠发展”全国特殊教育医教协同研讨活动上说道。
喻志松坦言，湖南已经开展了大量实践，打造了区域样板，但目前尚未形成全域实施、遍地开花的局面。特别是县一级的特殊教育学校，探索之路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想要覆盖更多的特殊儿童，必须从上位推动，形成部门联动的合力，推动“医教结合”向“医教协同”发展。
目前，株洲市教育局已联合民政、卫健、残联、医保等部门，探索实施把医院康复中心建在特殊教育学校内、为残疾学生制订“家庭病床”等政策。此外，还努力在医保支付范围内兜底康复治疗费用；让医生、护士等常驻特校；让学校课程与门诊部康复项目融合统一，持续为残疾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康教服务。
长沙更是成立了“医教协同”工作小组，联合卫健、残联、编办、财政等部门多次开展专项调研，就如何建立医教协同机制、如何推进医教协同全面实施等问题进行研讨。下一步，长沙市教育局将加强与卫健、残联等部门的合作，不断优化医教协同体系，确保到2025年，创建4个医教协同实验区县、10所医教协同优秀学校。
2023年11月27日，长沙特校作为“医教结合”的先行者，又有了新探索。这一天，长沙特校与湖南省儿童医院共同举行了“医教融合实验基地”的揭牌仪式。这一基地的主要作用，是为医生和教师构建一个专业合作的平台。简单来说，即在经历“医生驻校问诊”“教师随医跟岗”的尝试后，医生和教师的协同更进了一步，双方终于可以在“同一张桌子上对话”了。
乘着这阵东风，长沙特校随即召开“医教融合”案例协同研究会。会上，医生和教师针对儿童个案展开深度对话。省儿童医院专家团队从医疗的角度出发进行专业评估与诊断，学校教师团队则从教育康复的视角出发开展教育评估。随后，双方再合力制订个别化干预方案，真正实现了“教”有所“医”、融“医”于“教”。
在王磊看来，“一张桌子、一套方案、一起对话、一同携手”的工作机制，让“医教融合”迈出了扎实的一小步。
在人才培养方面，高校也正在积极蓄力。许家成表示，“医教结合”理念提出后，高校里的特殊教育系又增加了一个专业——教育康复学，以缓解原本就紧缺的康复学人才需求。但因为是新专业，招生很困难，学生根本不明白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为了让更多人报考这个专业，有时候要不断向学生做工作。以北京联合大学为例，一届就十来个人。
目前全国有11所高校开设了教育康复学专业，湖南的高校暂未开设该专业。未来，湖南将着力探索师范院校与医学院校联合培养特殊教育人才的模式，提高特殊教育专业医学类课程的比例，不断提升特殊教育人才的专业素养，努力造就一支高水平的“医教协同”人才队伍。同时，不断加大对在职教师的培养和培训力度，通过“国培”“省培”等项目，让教师们掌握基本的医学知识。
很多特殊教育专家和一线教师还提出，“医教结合”之路不仅需要医院和学校携手同行，家庭也应参与进来。
上海作为全国“医教结合”探索的先驱，提出了“医教康家”融合发展的理念，并已经开始实践。例如，宝山区印发了针对0岁至3岁高危儿的医教结合早期干预家庭操作手册，要求早教机构或相关托幼机构优先向高危及有特殊需求的儿童开放，向高危婴幼儿家庭推广正确的早期干预观念。该区还针对3岁至6岁高危儿，布局规划幼儿园特教班，开设“学前残障儿童家长工作坊”，为残障儿童家长提供两周一次的培训，形成以家庭干预为主体，幼儿园、区特教指导中心为指导的家、园、中心联动的新干预模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发育行为儿科（儿童保健科）原主任金星明表示：“医教协同走向康复，更主要的是走向家庭。”
从“医教结合”到“医教协同”再到“医教融合”，一条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逐渐清晰起来。湖南也将肩负着“成为对残疾人最为友好的省份”之责任与使命，进行更多有益探索，护航特殊学子的成长成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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